来源：市场资讯

作者：刘治华

[文末附相关视频]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币的购买力极为强劲，区区5分钱便能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尤其在天津的小站地区，一斤河蟹只需5至8分钱，而一斤猪肉的价格更是低至不到5角。我国民众勒紧裤腰带，慷慨捐赠了100亿元人民币以支援阿尔巴尼亚，然而，最终我国却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霍查竟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自1988年至1998年间，我有幸五度踏上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土地。在那段岁月里，我亲眼见证了该国经历的诸多令人震撼、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这些记忆至今仍旧清晰如昨。

1988年11月2日的午后，我搭乘罗马尼亚航空的航班，首度踏上了前往地拉那的旅程。那时的布加勒斯特机场，因罗马尼亚国内能源供应紧张，候机楼内缺乏供暖，室内温度低至令人清晰地看到呼出的气息。机场的工作人员身着厚重的棉质或羊毛大衣，脚蹬大号棉靴，而等候登机的旅客则一个个地瑟瑟发抖，倍感寒冷。

我所搭乘的罗航班机，乃一架苏制伊尔18型客机，载有69名乘客，几乎座无虚席。乘客们大多是为了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行程。原定于上午8点半起飞的航班，却推迟至9点半才缓缓升空。伊尔18型飞机配备有四个螺旋桨，然而其机舱密封性不佳，噪音嘈杂，以至于位于飞机前部的乘客根本无法进行正常交谈。

伊尔-18飞机，作为苏联民航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赢得了众多专家与航空爱好者的广泛赞誉。

当日的天空晴朗无云，从高空鸟瞰，罗马尼亚境内的群山披上了皑皑白雪。一小时后，飞机平稳降落。地拉那的景色与布加勒斯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阳光灿烂，气候宜人，宛如春日暖阳，气温维持在摄氏17至18度之间，让人心旷神怡。

在我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阿尔巴尼亚在我心中激起了浓厚的兴趣。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我国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报道，那段时间的记忆至今仍历历在目。几乎无人不知，世间有这样一个国度，名为阿尔巴尼亚，被誉为“山鹰之邦”，亦称“欧洲社会主义的灯塔”。那时的我国银幕上放映的阿尔巴尼亚影片，让我对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尔巴尼亚的山川风光旖旎，人民容貌俊美，生活美满……如今，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我终于有机会亲临阿尔巴尼亚，一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地拉那机场路，一条绿意盎然的林荫大道，蜿蜒于市区边缘，相距约25公里。路的两旁，参天大树直插云霄，排列得井然有序；远处田野里，洋白菜、大蒜、白菜、菠菜等蔬菜长势喜人。更为令人称奇的是，这片土地上还生长着在欧洲极为罕见的柿子树。那金黄色的、硕大的磨盘柿子挂满枝头，显得格外耀眼，既让我兴奋不已，又唤起了我亲切的回忆。

柿子，作为一种温带水果，其起源地便在我国，承载着超过2500年的种植历史。地拉那位于北纬41度20分，与北京的纬度相仿。然而，得益于地拉那所特有的地中海型气候，这里冬季并无严寒，夏季亦无酷暑之苦。年均最高气温约为23.5摄氏度，最低气温则维持在6.8摄氏度，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喜低温的农作物在冬季也能茁壮成长。

阿尔巴尼亚，地处南欧巴尔干半岛的西畔，其北部与东北部分别与南斯拉夫及马其顿接壤，而南部则与希腊毗邻。向西则是壮阔的亚得里亚海，与之遥相对望的是意大利，两者之间由奥特朗托海峡隔开。国土面积约为28748平方公里，略小于我国海南省的3.4万平方公里。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阿尔巴尼亚的人口约为308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据了98%的比例。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

在二战的烽火中，该国历经意大利、德国及法国法西斯势力的轮番侵占。直至1944年11月29日，全境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次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岁月流转，1976年，国名更迭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1991年，国名再次更新，正式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地拉那坐落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克鲁亚山的西侧，盆地之中。此地距离亚得里亚海仅有40公里的距离。在15世纪，地拉那还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然而，到了公元1614年，它开始建造伊斯兰寺院，并开设了作坊与商店，自此逐步繁荣发展。1920年，地拉那被正式确立为首都。

地拉那市区心脏地带，坐落着一座宏伟的广场，该广场以民族英雄坎德培的尊名命名，周边环绕着数条蜿蜒的林荫大道，向四面八方延伸。市区南部，沙乌库山冈之上，矗立着一座庞大的烈士陵园，园内有一座洁白的纪念塔，以及霍查的安息之地，四周由士兵严密守护。而在市区东部，达埃蒂山巅，海拔高达1612米，这里建有“达埃蒂民族公园”，园内湖泊人工，露天剧场与儿童游乐园等设施一应俱全，环境宜人，成为了地拉那市民周末休闲娱乐的热门场所。

1988年的地拉那，给我的记忆是清贫而深刻。那时，这座城市所遵循的，依然是所谓的纯正社会主义理念。自1965年起，阿劳动党坚定地贯彻“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路线，坚信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1976年颁布的宪法明确指出，我国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度。在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严格禁止私有制的存在，并严禁与资本主义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及其财团设立任何形式的外国或合资的金融公司和机构。此外，亦禁止接受来自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贷款。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国年度生产计划屡次未能圆满达成，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物资供应呈现出紧张态势。在此背景下，民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显得单调乏味，许多人在夜晚找不到消遣，无奈只能走上街头漫步。

诸多文献记载，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广泛的援助。在此之前，我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并不充分。然而，此次抵达地拉那亲身目睹，不禁令我深感震撼。正当罗航班机即将降落时，我在机舱内惊奇地观察到——地拉那机场跑道的两旁，巍然耸立着多台由中国生产的高射炮。

下飞机后，我发现机场安保人员肩头扛着的，乃是我国自产的半自动步枪，而他们身穿的，则是那在“文革”时期我国解放军战士所青睐的草绿色军装。一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眼前的景象便让我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然而，接下来的景象愈发熟悉。从机场驶向市区，沿途农田中，东方红牌拖拉机正在辛勤耕作，其身影跃然眼前。道上车辆多半国产。解放牌卡车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是南京汽车厂生产的卡车、黄河牌重型卡车、北京130型小型卡车、北京吉普车，还有北京摩托厂生产的东风牌三轮摩托车等。街头巷尾，阿尔巴尼亚民众骑乘着众多中国制造的“凤凰”与“永久”自行车，成为了常见的景象。（参阅）我国外交部公布解密档案，揭示我国曾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

自1978年两国关系中断至1988年已历经十年风雨，这些车辆，特别是解放牌卡车，已然显得破旧不堪。行驶中，它们发出的声响杂乱无章，如同零散的噪音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在当时，在阿尔巴尼亚之外，难觅第二个国度，其道路上车辆的中国制造比例之高，堪称独步全球。

六十年代初，阿苏关系告急，阿方陷入了严峻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我国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持，并给予了丰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自1954年至1978年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输送了逾百项成套工程、180余万吨粮食、100余万吨钢材、以及1万余台拖拉机，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总价值接近100亿人民币。

在这段时间里，我国陆续派出近6000位专家赴阿援助工作，同时在中国境内为阿培养出2000多位经济与军事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得益于我国的支援，阿国成功建立了包括钢材、化肥、制碱、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以及军工在内的新兴工业部门，并提升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行业的生产能力。

可是自1976年11月阿党召开“七大”以来，阿领导人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的内外政策，诬蔑中共是“修正主义”和“新机会主义”，甚至号召推翻中国领导人。他们正有计划、有步骤地蓄意破坏两国间的经济与军事合作，导致我国援助工作陷入困境，难以持续推进。

面对这一形势，我国于1978年7月7日无奈作出决定，暂停向阿国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并召回我国专家。紧接着，7月30日，阿国报纸刊登了阿党中央及部长会议致我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对我进行指责，称我“违背马列主义原则”，指责我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并诬陷我“意图成为帝国主义超级强国”。

自1979年以来，我国与阿国全面中断了各项交流，包括贸易往来，仅维持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恩维尔·霍查

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不幸离世。到了1991年6月，阿劳动党对其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出霍查在执政期间过分照搬苏联的模式，过分强调行政命令，导致党政职能混淆不清。同时，党的领导层在阶级斗争、自力更生、经济国有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推行上走向了极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也日益严重。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币的购买力极为强劲，仅需5分钱便足以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以天津小站地区为例，一斤河蟹的售价仅在5至8分钱之间，而一斤猪肉的价格更是低至不到5角。尽管如此，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慷慨地援助了阿尔巴尼亚高达100亿元人民币，然而最终，我国却遭到了阿尔巴尼亚方面的指责，被指控为“大国沙文主义”。霍查竟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禁让人感叹，历史竟开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玩笑。（参阅）抗美援越内幕）

在国内，人们常将阿尔巴尼亚誉为“山鹰之国”，然而，当我置身于地拉那及其周边，却未能一窥山鹰的身影，映入眼帘的却是连绵不绝的碉堡。在罗航班机在地拉那机场跑道滑行的那一刻，我发现跑道两旁及邻近的农田里，碉堡分布之密集令人瞩目。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两侧，农田里每隔数百米便排列着一排碉堡，规模各异，数量从两三个到数十个不等。而在一些山坡之上，碉堡更是分布得如同繁星点点。

自地拉那出发，驱车前往亚得里亚海边的港口城市都拉斯，全程大约40公里。沿途，碉堡群的身影映入眼帘。即便在都拉斯这座旅游胜地，洁白的沙滩上亦分布着连绵不绝的碉堡，且这些碉堡的规模更显宏大。至于阿尔巴尼亚在全国主要道路两侧、港口、机场以及海滩究竟建造了多少碉堡，官方至今未作出正式的公布。然而，据统计，我国阿全国域内分布着大约四十万座碉堡，这一数字使其被誉为“碉堡之国”。

这40万个碉堡的建造，究竟耗费了多少钢筋、水泥与沙石材料，动用了多少劳动力，占用了多少耕地，其具体数字实难估算。若将构筑碉堡的建材转而用于建设民房，我们能够建造多少座居民楼，这又将如何极大地提升当时仅有3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的居住品质呢！

在地拉那，我所见之民居中，不少房屋质量堪忧，仿佛是我国“文革”时期所建的简易住宅。我国驻阿大使馆周边的居民，他们的住所便是这类房屋。颇令人好奇的是，这些楼房的外墙砖块之间缺乏勾缝，给人一种房子尚未竣工的错觉。

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闭关自守，乃欧洲最为贫困和落后的国度之一。随着东欧剧变的春风吹拂至这片土地，阿尔巴尼亚的局势亦随之陷入动荡。

1991年，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迫使众多难民纷纷逃离故土。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不顾一切地攀爬一艘即将启航的意大利货船。从当时的照片中可见，梯子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而海面上更是漂浮着无数无法成功登船、不幸坠海的难民。

自1990年7月起，大批阿尔巴尼亚民众纷纷跨越边境，或是涌向西方国家在阿尔巴尼亚的使馆，寻求海外就业或定居的机会。这一现象迅速演变成一场震惊全球的难民潮，导致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急剧下滑，全国范围内的食品供应不得不依赖外部的人道主义援助。

1992年，阿国民主党的领导层成功上台，自此开启了私有化改革的征程。

1995年11月1日，我再度踏入地拉那的领土。飞机引擎的轰鸣渐息，我步出舱门，却惊讶地发现机场四周的高射炮已无踪影，仅剩下两名士兵的身影。一名士兵懒散地站立，另一名则就地而坐，显得无精打采。

机场内，一架属于奥地利航空的波音737客机静默地停泊，刚完成它的降落之旅。机场的布局依旧如故，依旧只有三处入境手续办理的柜台，以及一条简单的行李输送带。然而，机场的道路上已不再见到那些破旧的解放牌卡车，而农田中那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也已然消失。

机场路两侧原本挺拔的杨树已尽数被伐，传闻它们被用作劈柴燃烧。在市区内，国产自行车的身影变得愈发稀少。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街道上涌现出成群的私家车。听闻这些车辆多为从西欧国家购入的二手车型。短短数年间，地拉那的平均汽车拥有率已攀升至每十人拥有一辆。

地拉那的城市面貌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然而给人的直观感受却是商品种类日益丰富。街头巷尾，路边店和小摊贩随处可见，他们售卖着烟酒以及各式小食品，诸如“可口可乐”和“万宝路”香烟等。我的驻阿大使曾向我透露，近两年来，当地市场已能提供生活及办公用品，而在此前，我国使馆不得不派遣人员前往邻国进行采购。

商品琳琅满目固然令人欣喜，然而，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实则源自西欧国家，而非我国本土生产。与此同时，我国的农业生产仍面临重大挑战，众多阿尔巴尼亚民众对农业劳动望而却步，原因在于其收入相对微薄。

阿国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其国土面积中，山地与丘陵占据了77%的比重，而平原的面积则仅占23%。森林覆盖率高达36%，可耕地仅占24%。然而，这个国度享有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的恩泽，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达到1300毫米。气候温和宜人，一月平均气温在摄氏1至8度之间，七月则维持在摄氏24至27度。这样的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几乎任何作物都能在此茁壮成长，实属难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这宝贵的资源却视若无睹，致使农业发展长期滞后。

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进口商品，阿国却并未面临外汇短缺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已有超过五十万国民赴意大利、希腊等地务工，他们每年汇回的资金高达7至8亿美元，这股侨汇为阿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阿货币现已实现自由兑换。在银行或街头的货币兑换点，您可随心所欲地使用阿货币列克兑换美元，反之亦然，无需出示护照，亦无需填写任何表格。相较之下，在莫斯科，美元兑换卢布时却必须提供护照，而在此处，这一切皆无需，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地拉那已涌现了一批中国个体商户，他们多以夫妻档的形式经营，规模不大，主要销售中国商品。然而，当地部分人士因羡慕他们的盈利而心生嫉妒。据悉，已有当地警察无故搜查店铺、无故拘捕中国商户的行为发生，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敲诈勒索。

1996年，我重返地拉那，此次所感颇深——阿国的经济正缓缓起步，街道上的修缮工程此起彼伏，新建的房屋点缀其间，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渐见提升。据悉，该国当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攀升至500美元。

然而，那是一个1997年3月13日的夜晚，当我在哈拉雷，津巴布韦的首都，踏上毛里求斯的土地时，我震惊地发现，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电视台自当晚起，直至次日清晨，不间断地播报着阿尔巴尼亚境内爆发的动荡局势的现场直播。

镜头之下，阿国民如潮水般涌向军营与军火库，疯狂地抢夺枪械与弹药。有人双臂各挂六七支枪，步履蹒跚；有人肩挑手提弹药箱，枪支亦悬挂在臂弯；更有甚者，扛走火箭筒。众人在撬开弹药箱后，将子弹推入枪膛，朝天鸣放，枪声此起彼伏。

在另一组画面中，人群涌入地拉那的面粉厂，争相抢夺面粉。有的肩上扛着，有的手提着，甚至有人在地上拖着。面粉厂门口及其周边的街道上，面粉四处飞扬，宛如漫天飞雪。抢夺面粉的群众身上沾满了面粉，简直变身成了“圣诞老人”。与此同时，地拉那市中心的多家百货商店也遭到了哄抢。

如今，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对国家失去了全面的控制。军队自行解散，警察纷纷返家，军火库被洗劫一空，监狱大门敞开，海军乘舰携眷投靠意大利，空军则驾驶飞机飞往邻国。国家机器至此全面停摆，这在人类现代史上实属罕见。

阿尔巴尼亚的未来走向，无人能够确切预知。此刻，西方世界陷入混乱，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紧急撤离驻阿大使馆人员。鉴于港口和机场均已封闭，美国不得不派遣武装直升机从亚得里亚海上的美军舰艇上接运人员。

在电视屏幕上，直升机的螺旋桨急速旋转，卷起漫天尘土，草木被无情地撕裂。地拉那市区此起彼伏的枪声，使得紧张气氛愈发浓厚。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手提行李箱，怀抱幼儿，弯腰低头，在头戴钢盔、身披防弹衣、手持武器、四处张望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严密保护下，登上飞机。一架飞机刚刚起飞，另一架又缓缓降落，它们在空中来回穿梭，将使馆的工作人员安全送达军舰之上。

“天空新闻”评论员称，阿尔巴尼亚发生的这场暴乱不属于革命，也不属于人民起义，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下一场无组织、无政治目的的骚乱。他们认为，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外界所知甚少，国民也无自由和民主可言，苏东剧变，阿也同时被卷了进去。阿共产党被摈弃了，人们便异想天开地认为，一旦抛弃了社会主义就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就会过上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

可是八九年过去了，人们不但没有过上好日子、一步登天，反而受到非法集资公司的欺骗，使不少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成了穷光蛋。人们情绪激愤，要求索回自己的钱财。在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面前，阿政府却束手无策，民众闹起来了，政府只会派兵去镇压。

人们感到共产党不行，取代共产党的民主党也不行，于是失望、绝望，进而怒不可遏，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

斯库台这座阿北部重要城市爆发了动荡，军队设施和军火库遭到洗劫。政府迅速派遣军队进行平息，然而军队士兵却拒绝遵从命令，纷纷逃离营地，与此同时，警察也集体失踪。由于士兵和警察中不乏集资公司受害者，他们对民众的愤怒感同身受，难以对同胞举起武器。因此，当民众蜂拥抢夺军火时，士兵们只是袖手旁观。更有甚者，一些参与抢夺的退伍军人甚至将坦克和大炮开回了自宅。

1997年的动乱给阿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国家在各个领域都遭受了严重的倒退，仿佛时光倒流了数年。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货币价值大幅缩水。地拉那机场的道路修复工程仅完成了4公里，便因动乱而被迫搁置。

1998年3月，历经阿国暴乱约一年后，我重返地拉那，这也是我此行的最后一次。漫步在地拉那的街头，我注意到，众多市民似乎无所事事，许多人聚集在路旁的咖啡摊前，一边品茗，一边闲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街道上却充斥着不少“奔驰”轿车。据西方媒体披露，其中部分车辆系从西方国家偷运至此，用于非法交易。此外，我还观察到，街头有人手持成捆的阿国货币列克，手持计算器，与路人进行外币兑换。

直至此刻，阿国的军队与警方体系尚不完善，国民普遍处于自我管理之中。阿国已然转变为一个“自由之邦”，时而有人冲击警察局，时而有人洗劫商店。正如西方记者所言——阿国的人民将法律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据估算，在1997年的骚乱期间，民众自军营与军火库中夺取了约一百万支枪械。至1998年3月，回收的枪支数量极为有限。全国总人口不过三百余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三名国民便拥有一支枪械。

据我国驻阿大使馆同仁所述，1998年的元旦佳节，阿国人民选择了鸣枪来代替传统的鞭炮。在那元旦的前夜，地拉那市区枪声此起彼伏，犹如北京除夕夜鞭炮齐鸣的热闹景象。子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造成了众多伤亡，甚至我驻阿大使馆的院落也未能幸免，枪弹纷纷落下。

日常闲暇，人们亦常以鸣枪为乐，欢愉之际，便放几响以增添气氛。我在地拉那逗留了两晚，夜幕低垂，枪声便此起彼伏。然而，据传闻，相较于数月之前，枪声已是明显减少。有人推测，在遭劫的枪械中，约七成系我国援助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1998年3月3日的午后，我们在达埃蒂民族公园漫步之际，一位年迈的阿尔巴尼亚人主动向我们走来，热情地打招呼。他的汉语流利得令人赞叹，一番交谈后，我们得知他曾在1960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那时他居住在外交学院工字楼南侧的学生宿舍。我仔细打量着他，竟然对他还有几分印象。谁能想得到，38年后，在这地拉那的公园里，我们又能重逢，真是一句“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最佳写照！

他告诉我们，离开外交学院之后，他到了阿驻华大使馆工作，如今已经退休，每月的救济金仅为30美元，难于维持生活，靠儿子从国外寄些钱来接济。我问他：“为什么不与中国做些生意？”他回答：“实在缺乏创业的资金。”这位毕生致力于阿尔巴尼亚外交事务的职业外交官，却不幸落至如此困境！

翌日，我带着纷繁复杂的情绪，告别了这座风光旖旎的城市——地拉那。

自1983年始，中阿两国交往逐步回暖，时至今日，两国间已无根本的利益对立。身为亲历者，我衷心期盼中阿两国及两国人民能重拾友谊，携手共建一个中阿共融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