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安保，我们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想到的，可能就是电视里国家领导人出门的时候，前后跟着很多车，周围站着一圈穿黑西装的警卫，那场面确实很威严。

但是，您可能很难想象，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会儿，有一位科学家的安全保卫级别，不仅能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平起平坐，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独一份的待遇。

这位科学家，就是我们都非常敬佩的钱学森。

很多人可能心里会犯嘀咕，一个搞科学研究的，怎么会需要这么高级别的保护呢？

这保护到底细致到了什么程度？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刚刚站起来的国家，对未来的无限期盼和对潜在危险的深深忧虑。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清楚，钱学森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美国人有句话说得特别狠，说钱学森一个人顶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这话一点不假，但对当时那个一穷二白，什么都等着从头开始的新中国来说，他的价值，远远不是五个师能衡量的。

他带回来的，不是一两件先进武器的图纸，也不是某个具体的技术，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快要饿肚子的人家，他不是送来了几条鱼，而是教会了这家人怎么织网，怎么去深海里捕大鱼，甚至连以后这渔网该怎么更新换代，他都给规划好了。

他给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画出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正是因为他如此重要，从他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国家对他的重视就提到了最高级别。

1955年，钱学森好不容易回到国内，为了让他尽快了解国家的工业底子，科学院安排他去东北考察。

那时候，东北是咱们国家重工业的命脉所在。

中央对这次考察有多重视呢？

国务院直接给东北三省发了一封特级电报，要求他们必须用最高的标准来接待钱学森，确保万无一失。

钱学森到了东北，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哈军工”。

这地方在当时可是国家的顶级机密单位，里面全是跟军事科技有关的东西，别说老百姓，就是一般的干部都进不去。

地方上的领导犯了难，这可怎么办？

只好赶紧打电话向北京请示。

北京的回复来得又快又坚决：对钱学森不设任何秘密，所有地方都对他开放。

不仅如此，还马上派了当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大将，从北京坐飞机赶到哈尔滨，亲自全程陪着钱学森参观。

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专程飞过去陪一个科学家，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

在欢迎宴会上，陈赓大将问了钱学森一个所有军队领导都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钱先生，您看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搞出导弹来？”这个问题背后，是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因为武器装备落后，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切肤之痛。

面对这个问题，钱学森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犹豫：“有什么不可能的？外国人能搞出来，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就为了这句话，整个国家的国防发展战略都发生了重大调整，优先发展导弹和火箭，成了板上钉钉的国策。

从这一刻起，钱学森的个人安全，就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对他的保护，最开始是从一些细节上体现的。

刚回国那会儿，钱学森出门办事很不方便，整个科学院才几辆车，根本不够用，他有时候还得去挤公交。

聂荣臻元帅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这太不像话了，马上就让秘书通知后勤部门，必须马上解决钱学森的用车问题。

后勤部门不敢怠慢，很快就调来了一辆当时非常少见的美国进口轿车给钱学森当专车。

这车是蓝色的，样子很特别，在那个满大街都是自行车的年代，开出去特别显眼。

有一次钱学森坐着这辆车去聂帅办公室，聂帅从窗户看到楼下这辆车，眉头一下就皱起来了。

他把秘书叫过来问，是不是把这辆车配给了钱学森。

秘书还以为自己办事利索，挺高兴地回答是。

结果聂帅脸色一沉，马上命令道：“立刻换掉！换一辆最普通的黑色轿车，越不起眼越好！”聂帅搞了多年的地下工作，反特务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一眼就看出来，这辆车太招摇了，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等于在告诉敌人“钱学森就在这里”。

保护他，首先就得让他“消失”在人群里。

这还只是开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紧张，台湾的特务机关也开始策划对我们大陆的核心科学家搞暗杀。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截获了相关情报后，马上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

情况紧急，周总理亲自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钱学森的安全。

经过商量，中央做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决定：给钱学森配备“警卫秘书”。

这个“警卫秘书”可不是一般的警卫员，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像朱德、周恩来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才有资格配备。

这一下，就把钱学森的安保级别直接提到了国家元首的水平。

派来的警卫秘书叫刁九勃，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胆大心细，经验丰富。

他来了之后，不光是负责站岗放哨，连钱学森一家的生活起居都管了起来。

他发现钱学森当时住的专家楼人多眼杂，不安全，就向上级建议搬家。

正好当时苏联专家撤走了，在研究院里留下了一些空房子，钱学森一家就搬进了研究院大院里的一栋小楼。

警卫人员住一楼，钱学森一家住二楼，整个小区都有部队站岗，外人想进来见他，得经过层层关卡，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然而，真正把安保级别推到顶点的，是一次未遂的投毒事件。

1964年，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特务企图在食物里给钱学森下毒的案件。

这个案子让中央最高层都感到后怕，毛主席亲自下指示，必须采取更严格、更彻底的保护措施。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岗位应运而生了——钱学森的专职食品化验员。

这个人叫段恩润，也是一位军人，而且有过多年的护士经验，懂医学和化验。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钱学森要吃进嘴里的所有东西，都必须先经过他的检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家里厨房买回来的每一粒米、每一根菜、每一滴油、每一勺盐，甚至孩子们吃的糖果饼干，都得先送到段恩润那里。

为了方便他工作，国家专门给他建了一个小小的化验室，配上了当时极为稀罕的从苏联进口的电冰箱，用来保存食物样本，还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高倍显微镜。

他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采购员买回东西，先给他取样化验；化验合格了，再交给厨房去做；饭菜做好了，端上桌之前，每一样菜他都要再取一点作为样品，封存起来保留24小时；等过了24小时，确认钱学森一家人都平平安安，没有任何问题，这些样品才能处理掉。

这意味着，段恩润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日，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

他不仅要防止有人下毒，连食物是否新鲜、是否卫生，他都要严格把关。

有一次，钱学森夫人的妹妹从国外回来看他们，家里自然要好好招待。

那几天，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但背后，是段恩润对每一道菜、每一种食材更加紧张细致的化验。

餐桌上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但谁也不知道，这些美味的背后，是这样一套严密到极致的安全保障程序。

从换一辆不起眼的车，到配备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警卫，再到设立史无前例的专职食品化验员，国家对钱学森的保护可以说是一步步升级到了顶峰。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完全必要而且非常明智的。

这并不是在搞个人特殊化，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清楚，钱学森的大脑里，装着的是整个国家强大的希望。

保护他，就是在保护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保护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和平与安宁。

也正是在这样滴水不漏的保护下，钱学森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为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让我们中国人真正挺直了腰杆。

这份重视和爱护，钱学森当之无愧。